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君主使人们对自己抱有这种见解,就会深受敬重,而阴谋反对一个受到敬重的人是困难的。如果大家都认为他卓越非凡而且受到他的臣民尊敬,要攻击他也是困难的。因此,君主必须注意两件事:其一是内部的,它来自臣民方面;其二是外部的,它来自外国势力。对于后一种情况,依靠坚甲利兵和依靠亲密的盟友就能够御防了。而且,如果他拥有坚甲利兵,他们总会有亲密的盟友。除非国内已经受到阴谋的捣乱,否则在对外泰然无事的时候,国内也是泰然无事的。即使遇有外患,如果君主已经如我所说的安排和立身行事,只要他不是自暴自弃,他就能够如同我所说的斯巴达的纳比德那样抵抗一切攻击。获取领土的欲望确实是很自然的人之常情。人们在他们的能力允许的范围内这样做时,总会为此受到赞扬而不会受到非难。但是,如果他们的能力有所不及,却千方百计硬是要这样干的话,那么,这就是错误而且要受到非难。因此,如果法国能够依靠自己的军队进攻那波利的话,它就不应该把那波利瓜分。如果说,法国所以同威尼斯人分割伦巴第,是因为法国借此在意大利赢得插足之地,因而做得对,那么,另一次的瓜分就应该受到非难,因为后一次瓜分并没有那种必要性为其辩解。[20]阿斯卡尼奥(Ascanio)即阿尔卡尼奥·斯福尔扎(AscanioSforza)枢机主教。注册下载app自助送体验金[1]纳比德(Nabide),斯巴达国王(在位:公元前206或207—192),以贪婪、酷虐著名。后被罗马军暗杀。

注册下载app自助送体验金因此,如果你的显封的王室决意效法我在前面提到的那些拯救国家的优秀人物的话,第一件事情就是组织自己的军队,作为任何一件事业的真正基础,因为没有比他们更忠实、更真诚、更优秀的士兵了。而且,虽然他们每一个人都是好的,但是当他们看到受他们的君主的指挥并且由他授勋和款待的时候,他们团结在一起就变得更加好。因此,为了能够运用意大利的实力防御外侮,必须筹建这样一支军队。依我说,君主用来保卫本国的军队,或者是他自己的军队,或者是雇佣军、援军,或者是混合的军队。而雇佣军和援军是无益的,并且是危险的,一个人如果以这种雇佣军队作为基础来确保他的国家,那么他既不会稳固亦不会安全,因为这些雇佣军队是不团结的,怀有野心的,毫无纪律,不讲忠义,在朋友当中则耀武扬威,在敌人面前则表现怯懦。他们既不敬畏上帝,待人亦不讲信义;毁灭之所以迟迟出现只是由于敌人的进攻推迟罢了。因此你在和平时期受到这些雇佣军掠夺,而在战争中则受你的敌人掠夺。这是因为,除了一点军饷之外,他们既没有忠义之忱,也没有其他的理由使他们走上战场,而这点军饷并不足以使他们愿意为你牺牲性命。当你不打仗的时候,他们情愿给你当兵,但是如果发生战争,他们就逃避或者一走了事。在研究这些君主国性质的时候,必须考虑另一点,也就是说,一个君主在困难的时候是否能够依靠自己的力量屹立不移,抑或是常常需要他人的援助。为了更清楚地说明这一点,我要说:我认为如果由于人口众多或者财力充裕能够募集足够的军队,同任何入寇者决战于疆场,他们就是能够依靠自己的力量屿立不移的人。另一方面,我认为,如果不能够同敌人决战于疆场,而只是被迫躲在城墙后面进行防御,他们就是常常需要他人援助的人。关于第一种情况,已经讨论过了,但是以后遇有机会,我们还需要再谈一谈。关于第二种情况,我只有鼓励这种君主为自己的城市森严壁垒、备足粮草,对于乡村则不要有任何顾虑,除此以外,我再没有什么话可说的了。任何人如果给他的城市作好了城防工事,至于同臣民的关系则依照上面指出的、以后还要谈到的方法进行处理,那么人们向他进攻总得慎重考虑一番,因为人们对于一项计划如果预见其中有困难总是不喜欢的,而且君主已经给他的城市作好了城防工事,同时他的人民又不仇恨他,如要对这样一位君主进攻,可以预见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现在尚待考察的是,君主对待臣下和朋友应该采取的方法和行动。关于这一点,我知道有许多人已经写过文章,现在我也写起文章来,特别是当我讨论这个问题的时候,我的观点与别人的不同,因此,我恐怕会被人认为倨傲自大[1]。在第二种情况下,亦即是当你对于现在交战的双方无论哪一方获胜都不害怕的时候,你就必须更加审慎考虑你支持哪一方,因为你在利用他方的帮助把一方覆灭,——而他方假若是明智的话,是一定会拯救后者的。如果他得胜了,他就得听你的决定;而在你的帮助下,他是不可能不胜利的。上述各项事情,如果能够审慎地遵守,就能够使一位新君主宛如旧君主一样;并且立即使他在国家里比立国久远的君主更加安全、更加坚强。因为人们对于新君主的行动,比对世袭的君主更加密切注意;而且如果这些行动被认为是有能力的,它们比古老的家族更有力地赢得人们,更紧密地把人们维系在自己身边。因为当前的事物比过去的事物更加吸引人们;如果他们感觉现在好,他们就心满意足而更无它求;只要新君主在其他事情上没有什么缺陷,人们将会竭尽全力保卫他。这样,由于他创立了一个新的君主国,并且以好的法律、好的武器、好的盟友和好的榜样,使这个国家繁荣昌盛和强大起来,他就会获得加倍的光荣。反之,一个依世袭当君主的人,如果由于不审慎而丧失他的君主国,他就会遭受加倍的羞辱。注册下载app自助送体验金现在我还想回顾一下旧约圣经里面有关这个问题的一个譬喻。大卫请求扫罗王让自己同非利士人的挑战者歌利亚战斗。于是扫罗为着使他壮胆,把自己的铠甲给他佩戴,可是当大卫试了一下之后就立即谢绝了。他说,戴这个铠甲就不能够很好地发挥自己的力量,他宁愿使用自己的投石器和自己的刀子同敌人周旋。总而言之,他人的铠甲不是从你的身上落下来就是把你压倒,或者把你束缚得紧紧的。

[1]安托尼奥·达·韦纳弗罗(MesserAntoniodaVenafro)最优秀的法学家,是潘多尔福·佩特鲁奇的干练而可靠的大臣。但是一位君主怎样能够识别一位大臣,这里有一条历试不爽的方法:如果你察觉该大臣想着自己甚于想及你,并且在他的一切行动中追求他自己的利益,那末这样一个人就绝不是一个好的大臣,你绝不能信赖他;因为国家操在他的手中,他就不应该想着他自己,而应该只想着君主,并且决不想及同君主无关的事情。另一方面,为了使大臣保持忠贞不渝,君主必须常常想着大臣,尊敬他,使他富贵,使他感恩戴德,让他分享荣誉,分担职责;使得他知道如果没有自己,他就站不住,而且他已有许多荣誉使他更无所求,他已有许多财富使他不想更有所得,而且他已负重任使他害怕更迭。因此,当大臣们以及君主和大臣们的关系是处于这样一种情况的时候,他们彼此之间就能够诚信相孚;如果不如此,其结果对此对彼都总是有损的。凡是知道安托尼奥·达·韦纳弗罗[1]是锡耶纳君主潘多尔福·佩特鲁奇的大臣的人,无不认定潘多尔福是一位最卓越的人,因为他把此人作为自己的大臣。因为人的头脑有三类:一类是靠自己就能够理解,另一类是它能够辨别别人所说明的事情,第三类是既不能自己理解,也不能理解别人的说明。第一类是最优秀的,第二类也是优秀的,第三类则是无用的。因此,这样说必然是合适的:如果潘多尔福不属于第一类,他就属于第二类,因为任何人尽管自己缺乏创见,但是如果对于他人的言行是好是坏具有鉴别力,他就能够识别他的大臣的作为的善恶;他激励后者,矫正前者;大臣就不敢指望蒙骗他,而保持良善。可是公爵既勇猛又有能力,并且深知:怎样能够把人们争取过来,或者怎样就会丧失人们,而且他在短促的时期内所建立的基础又是那样巩固,假使他没有那些敌军在他背后[13],或者他身体健康,那么他是能够克服任何困难的。而且,我们从罗马尼阿人继续等候他等了一个多月这件事看来,他的基础是牢固的。在罗马,他虽然只是半生半死,可是他的地位仍然是稳固的。虽然巴利奥尼[14]人、维泰利[15]人和奥尔西尼人进入罗马,可是他们找不到追随者反对公爵。如果说公爵没有能够使他属意的人成为教皇,但他至少能够阻止他不喜欢的人被选为教皇。

所以,为了不去掠夺老百姓,为了能够保卫自己,为了不陷于穷困以至为人们所轻蔑,为了不至变成勒索强夺之徒,君主对于招来吝啬之名亦不应该有所介意,因为这是他能够统治下去的恶德之一。如果有人说:“恺撒也曾由于慷慨取得统治权,而且其他许多人也曾由于慷慨或者被称赞为慷慨而取得至高无上的地位的。”我回答他说:现在你已经成为一位君主,否则就是正在争取君主的地位。如果是第一种情况,这种慷慨是有害的;如果是第二种情况,被人们誉为慷慨却是十分必要的。恺撒是那些渴望取得罗马君权的人们当中的一个;但是,如果他在取得罗马君权之后仍然统治下去而不节约他的支出的话,他就会毁灭帝国。假如有什么人反驳说:世界上曾经有过许多君主,他们依靠军队建立了伟大的事业,同时也曾经被称誉为最慷慨不过。对此我要回答你说:君主所花费的钱财,或者是他自己的和他的老百姓的钱财,否则就是别人的钱财。在头一种场合,他必须节约;如果在第二种场合,他不应该忽略表示慷慨的任何机会。为着回答这类反对意见,我想讨论一下某些皇帝的品质,并且证明他们灭亡的原因同我所指出的那些原因并无不同之处。同时我想把研究那个时代的行动值得注意的一些事情提出来讨论一下。[9]人民法庭(iudiciocivile)建立于1502年10月至11月之间,由平民的法律家组成,与军事法庭相对待,而不是与刑事法庭相对待的民事法庭。我们可以用来责难公爵的,唯有选举朱利奥当教皇这一件事情。在这次选举中他选择错了,因为,正如我已经谈到的,他本来能够阻止任何人当选为教皇,他如果不能够选举一个使自己称心满意的教皇,他也绝不应该同意选举任何一个自己已经得罪的枢机主教或者一个当上教皇就会害怕自己的枢机主教来担任教皇,因为人们出于恐惧或者出于仇恨都会损害你的。在公爵所曾经开罪的人们当中,有圣·皮耶罗·阿德·温库拉[17]、科隆纳[18]、圣·乔治[19]和阿斯卡尼奥[20]等人。除了罗阿诺和西班牙人[21]之外,其余的人一旦当上教皇,势必害怕公爵。——至于西班牙人则由于他们的同盟关系和对他负有义务,罗阿诺则由于自己同法兰西王国的关系,才享有权力,所以是个例外。因此,公爵本来应该选择一个西班牙人当教皇[22]。如果这一点办不到,他就应该赞同选立罗阿诺,而不是选举圣·皮耶罗·阿德·温库拉。如果任何人相信给以新的恩惠就会使一个大人物忘却旧日的损害,他就是欺骗自己。因此,公爵在这次教皇的选举中犯了错误,这就是他终于灭亡的原因[23]。

[4]梅塞尔·尼科洛·维泰利(MesserNicclòVitelli),保罗和维泰洛佐的父亲,雇佣军队长,由于教皇西斯托四世死亡,1482年收复了卡斯特洛市(CittàdiCastello),任该市的统治者。死于1486年。这种市民的君主国从平民政制(ordinecivile)转向专制政治的时候,往往处于危险状态。因为这类君主不是由自己亲自指挥就是通过官吏进行指挥的。在后一种场合,君主的地位是更加软弱无力和更加危险的,因为他们完全依靠那些被任命当官的人们的意志;而后者,特别是在危难时期,不是采取行动反对君主就是拒不服从君主,这就很容易篡权夺位。君主在危难中已经来不及行使绝对的权力了,因为市民和属民已经接受官吏的命令惯了,在这种危急之秋不会服从君主的命令,而且在动荡不安之日,君主往往缺乏自己能够信赖的人。这种君主不能够以太平时期所看到的情况作为根据。因为在太平时期市民们对国家都有所需求,当时每一个人都为国家奔走,每个人都满口答应;而且当远离死亡之境的时候,他们全都准备为他而死;但是到了危难时期,当国家对市民有所需求的时候,能找到的人就寥寥无几了。而这种经历是极其危险的,它只能经历一遭就再没有机会了。因此,一个英明的君主应该考虑一个办法,使他的市民在无论哪一个时期对于国家和他个人都有所需求,他们就会永远对他效忠了。注册下载app自助送体验金德国的各个城市是享有完全自由的,它们的农地很少,它们认为合适的时候就服从皇帝。但是它们既不害怕皇帝也不害怕在它们邻近的其他任何统治者,因为他们已经作好了城防工事,以致谁都知道要攻陷这种城市定将旷日持久,困难重重。因为所有这些城市都筑有适当的壕沟与城垣,配备足够的大炮,在公家仓库里经常储备足供一年之需的粮食和燃料,除此之外,为着使老百姓得到温饱同时公家也没有损失,它们总是有办法在一年中让老百姓可以在关系该城市命脉的劳动中和供给老百姓衣食的行业中工作。加之,它们还十分重视军事训练,而且制定许多关于保持军事训练的规章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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